驻校警察校园巡逻的职责占据了他们执行职务的大部分工作量。

无视这一点的风险规制活动，必然会受到来自民众的挑战和质疑。从公平和正义的要求来看，所有受到风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与相关的风险决策。

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思想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在行政法治算不上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出现多种旨在保证行政服从法律的方法和技术。但是，这种确定性在当代风险社会中不再存在。这应该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内立法中运用风险预防原则，[11]——但这一零的突破似乎并未引起我国理论界、实务界以及一般大众多少关注。

第三，在无法明确具体规则的情况下，[32]还可运用原则予以指导。第一类无知的实质是信息不对称，即特定个人并不拥有且无法获得某些别人所拥有的知识或信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市村光惠撰文指出，超国家法规只能向君权神授说去寻找依据，但今日之法学已不能接受此种观点。

这种人生底色对于立体地把握耶利内克的学术思想及其生命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9]国家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别，或者说国家法人的独特性，即在于其独特的意思力。他在演讲中认为，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有违国体，是一种缓慢的谋反，美浓部本人是学匪和谋反者。据其夫人回忆，当时耶利内克喜出望外，甚至没有看清海德堡大学提供的待遇，只顾拿着邀请函高兴。

但他同时认识到全体一致难以实现，且其中包藏着滑向独裁的风险，故而提出了以多数决加宽容为内核的议会民主主义构想。耶利内克认为，国家学以其观察国家之方法而分为两个主要领域：一个是将国家视为社会产物的方法，以这种方法研究国家的学问为国家社会学。

但是，国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是选举。另一个是将国家作为法律制度研究的方法，由此而产生的学问为国家法学。第三，日本新宪法第1条虽然明确规定了国民主权和天皇的象征性，但天皇制毕竟保留了下来。这种意义上的法人格在概念上伴生于所有的法社会。

他是出于对耶利内克的仰慕而赴德留学的，甚至还在耶利内克的家里住过。[49]学说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美浓部达吉。[27]将国家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加以把握，耶利内克认为有三种可能性：作为权利客体，作为权利关系，作为权利主体。而作为一种法技术概念，国家法人所表达的是权利的归属。

（2）行政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海德堡时代是耶利内克学术生涯的黄金二十年。

拉班德将这一逻辑表述为法秩序的人格化。这种规范不仅拘束其成员，也拘束社团自身。

[73]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天皇机关说事件前后宫泽俊义在课堂上表达的一些思想。拉班德给国家下的定义有两个：一是国家是保全定居民族共同体的法秩序，二是国家是存在于各个国家成员之上、构成其上位秩序的统一、自律的组织。宪法学者佐藤幸治指出：从以个人‘自然权为基础的彻底的立宪民主主义观点来看，‘国家法人说一方面回避了国家统治的正当性契机（过去的君主主权抑或国民主权的问题转化为提供国家意思的国家机关的组织方式问题），另一方面设定了国家的绝对性，与个人自由的观念难以调和（常见的表述是，国家所固有的统治权是一种可以无条件地支配团体成员、调整其意思的力量），因而是难以接受的。[91]奥托·迈耶认为国家是一个企业：君主为了统治各个邦国而以人或物的各种手段的计划性秩序来处理事务。因为，将国家法人理解为一个实在的共同体或机构而非法秩序的拟人化，尽管被凯尔森们批判为一种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却可以容纳国家功能的扩张、公权力的优越，而这对于特定时期的国家任务而言是必要的。绝对主义国家是对中世纪的克服，使国家秩序的重建成为可能。

[75]从这段表述来看，即便我们将其中的国家替换为法秩序，也无法彻底抹去国家法人说的痕迹。美浓部达吉对天皇机关说的阐述见于其1912年出版的《宪法讲话》。

[19]国家权力还受宪法规定的内在制约，其具体内容因实定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主要是指国民的政治自由。芦部信喜据此对国家法人说进行了批判：国民主权观念生成于与君主主权的对抗，君主主权则非国民主权，国民主权亦非君主主权。

对耶利内克和奥托·迈耶的法律思想都精熟于心的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在其行政法学著作中，把这种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概括为公定力： 公法关系作为不对等关系的特色首先体现于，只要在公法关系中国家的意思是有效成立的，其自身就具有决定这种关系的效力。他还援引西耶斯的表述，代表所行使的权限并非其自身固有的权利，那是别人的权利来解释日本宪法：日本国宪法在前言中宣布了国民主权，同时有这样的表述：‘国政基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于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来享受。

上杉慎吉在1906年至1909年间留学德国。留学期间，美浓部虽然未曾见过耶利内克，但阅读了耶利内克的《一般国家学》。但耶利内克显然别具深意，否则，他就将自己置于格贝尔和拉班德的延长线上了。正是由于耶利内克的国家法学说蕴含着民主主义契机，其公权论才获得了不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成为后世公法权利理论无法绕过甚至难以逾越的典范。

这与格贝尔和拉班德形成鲜明对比。直接机关是直接从宪法获得权利义务的机关，直接向国家本身负责。

就法学思想而言，拉班德俨然是格贝尔的遗嘱执行人。一般利益超越了形成国家时的那些人的利益，甚至涵盖了尚未出生的人们的利益。

法律认可其主体性的所有统一体，同样都是实在。他在1871年之后的几十年中，占据了德国国家法学说的通说地位，甚至有人说其著作完全统治不只一代德国公学家。

新宪法草案第1条中的日本国民， 在理念上，不仅仅指现在的瞬间生存于世的日本国民，还包括与此有同一性的过去及将来之人。[57]第二，1932年五一五事件发生后，美浓部对政党政治以及日本国民的政治能力深感失望，提出了巨头圆桌会议构想：我们已经无法仅仅满足于回到立宪政治的常道。宫泽俊义认为：所谓的‘国家法人说，没有将作为本质概念的法人格和作为技术概念的法人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所以其带有缺陷。国家法人说形成于德国19世纪后半期，在20世纪初为日本所继受。

事实上，国家法人说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之前曾经占据通说地位三十年，有很深的历史积淀。换言之，国家作为一种社团，与所有其他社团一样是一个统一体，有自己的意思统一性。

[96]奥托·迈耶的行政行为理论特别是其中的自我确认力理论所表达的法律思想，其实质是公权力的先验优越性。美浓部达吉在新宪法制定后重提国家法人说，就大有复权的味道。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理想的国家制度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位于法的逻辑作业之外，只能用历史的、政治的和哲学的方法来解答。这正是耶利内克和美浓部达吉所谓的国家法关系的社会心理学基础，而非超越经验材料的形而上学的思辩或者迷信。